今年2月，陳佐洱卸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截至目前，這位年屆75歲的老人實際才「退休」4個月。
近日，國務院港澳辦原常務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創始會長陳佐洱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記者的專訪，他表示：「我這輩子，直到離開這世界，都會和香港有不解之緣。」 （中新社記者 李慧思 攝）
「我這輩子，直到離開這世界，都會和香港有不解之緣。」
像以往一樣，陳佐洱接受中新社記者的專訪從其親歷回歸的歷史開始；回看香港回歸的20載，他由當年西方對香港的「唱衰論」説起。
1995年，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發表《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的封面報道引起轟動。陳佐洱回憶，就在香港回歸前夕，時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副總領事史萊克對自己表示，「我也是這樣的觀點，『一國兩制』在香港行不通，Hong Kong will die」。
陳佐洱當即反問道，美國能拿出一、兩個州來實行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制度嗎？「史萊克聳聳肩膀説，這個做不到。」
「我們中國共産黨説到做到，一個國家下面實行兩種不同的制度，並且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是中共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我們有這樣的決心和自信，請拭目以待。」陳佐洱如是回應。
兩年後的1999年12月，史萊克代表美國國務院出席澳門回歸慶祝儀式，與時任全國人大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陳佐洱再次相遇。
陳佐洱問史萊克：「你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現了嗎？」這位美國人略顯靦腆地回答：「實現了，實現了。」
2007年6月，就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財富》雜誌再次發文提及香港。這一次文章在開篇便寫道，「我們錯了」，香港根本死不了。
又一個十年過去，陳佐洱特別強調，二十年來，「一國兩制」被證明是以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回歸祖國的最佳辦法，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國家治理史無前例的創舉，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方方面面無可爭辯的事例能列出一大串」。
另一方面，陳佐洱也認為，要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正在逐步顯露出來。「如果不看到這些問題，就不能使香港快速穩定地發展。」
他用手在空中邊比劃邊説，如果攤開一張地圖，不得不承認，香港和左鄰右舍比較，近年來確實落後了。
數據顯示，2001年，香港的GDP(1694億美元)是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893億美元)近兩倍；而到2010年，新加坡GDP(2364億美元)業已超過香港(2286億美元)。近三年，新加坡的人均國民收入已達5.5萬美元左右，而香港則仍徘徊在4.2萬美元。
陳佐洱説：「要承認這一點是痛苦的，但不承認或文過飾非，則是對不住國家、對不住700多萬香港市民。如果連痛定思痛的勇氣都沒有，怎麼能夠期待發憤圖強、急起直追？」
上述類似的數字時常在陳佐洱腦海中浮現，讓其心中不能平靜。他説：「這也是我對過去在任上沒有做好工作的愧疚。」
2013年12月，全國港澳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早已離開一線工作的陳佐洱成為該中央港澳問題最高智庫的創始會長。三年時間，研究會履行「智庫、發聲、聯誼」職責，為國家港澳工作拾遺補缺；目前，已聚集了內地及港澳各人文學科的一流學者500 餘名。
他在卸任時説，「我始終認為，『一國兩制』和港澳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很有得研究的，研究下去是大有前途的。」
同香港打了快30年的交道，這位曾經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駐港代表，以其「強硬但講道理」的形象給不少香港市民留下印象。而在陳佐洱心中，「東方之珠」最讓人難忘的正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市民。
專訪的最後，他講述了兩則故事：
1995年，中英雙方討論港英當局連續5年以高於經濟增長5倍的速度大增社會福利開支時，陳佐洱的一席「車毀人亡」評論被歪解，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策動下媒體的持續炮轟更讓其倍感壓力。一次返回中方代表處乘坐出租車，司機認出了他並熱情地説：「陳代表，你説得好……可要為香港看住『這筆數』(財政儲備)。我們相信你！」
另一次是2011年，陳佐洱已離開港澳辦3年。他出差香港，所住酒店的一位中年門童特意送他一張便箋，上面寫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陳佐洱被深深感動，他沒想到，還有香港人記得其最後一次以該部門常務副主任身份出席全國兩會時説過的話。
「這張卡片我現在還保存在家裡，(它)比勳章還寶貴。」陳佐洱告訴記者，香港市民對國家、民族懷有深厚感情，對香港前途始終關注，「一想到有這樣的市民，我對香港的未來就有信心。」（記者 楊程晨 安英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