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範、融合、合力——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香港與內地電影發展之路

來源: 新華社          發布時間: 2018-11-29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電影與內地文化的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近年來兩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不僅讓香港電影獲得新生,還提升了中國電影的品質和內涵,讓中國電影更好地走向國際。”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表示。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電影産業曾為內地文化走向開放發揮了重要影響。隨着內地電影産業化改革與轉型,又逐漸為香港電影文化帶來借鑒。兩地電影産業從單向傳播到互相交流,逐漸融合,繼而合力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初期的示範與合作

  香港因東西方文化兼容、獨特的社會體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電影發展歷史久、産量高、類型多,影響力遍及海內外,成為電影史上的傳奇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正逢香港電影發展的黃金時代。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電影已高度商業化,並開始在內地影院放映。恐怖片《畫皮》、歷史片《屈原》、喜劇片《三笑》、時裝片《巴士奇遇結良緣》等影片讓內地觀眾體驗到了香港電影的多姿多彩,香港電影也示範着一種新的文藝形態。

  在香港電影不斷涌入內地的同時,兩地合拍漸成氣候。“最早的時候不叫合拍片,而是協助拍片或者合作拍片。”香港影評人列孚於1979年創辦了第一本在內地發行的香港電影雜誌《中外映畫》,主要介紹海內外的電影資訊,促進兩地電影文化的交流。

  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公司已經開始與內地合作,利用豐富的外景地資源和相對廉價的內地電影人才。列孚表示,1979年末到1980年初,李翰祥已在籌拍《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不少香港導演前往內地取景拍攝,與內地演員合作。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從《少林寺》到《火燒圓明園》,從《木棉袈裟》《海市蜃樓》再到香港電視劇《上海灘》《霍元甲》等在內地熱播,江湖、功夫等題材受到人們喜愛,而功夫片和武俠片至今仍是中國商業電影文化的重要類型。

  列孚説,當時的香港影人為內地帶去優秀人才、新的美學觀念和製作理念,而隨着內地經濟突飛猛進,內地電影逐漸站穩腳跟,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的作用漸漸從單向啟示走向互相融合。

  兩地合拍漸成主流

  進入90年代,香港影壇與內地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合作生産的影片越來越多,結合兩地人才和資金拍攝的作品逐漸成形,其中以《霸王別姬》最具代表性,該片不僅票房大賣,還奪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

  自1992年之後,香港電影公司與內地各製片廠合作的合拍片逐漸增多,如張藝謀的《活着》、《大紅燈籠高高挂》,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合拍片成為賣座電影的主流。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兩地在藝術創作和市場上的聯繫更為緊密,尤其是2003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香港電影獲得了打入內地市場的“定心丸”。大批香港影人此後也積極到內地探尋發展之路。

  “向香港電影開放內地市場,為電影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為觀眾引入更多好影片,這是雙贏。隨着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和中國電影産業化改革,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成為中國電影崛起的參與者。”田啟文説。

  在列孚看來,兩地電影界的交流互動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文化的重要體現。香港電影業的未來還需要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三地影視從業者應積極搭建交流平台,培育人才,推動嶺南文化和中華文化走出去。

  據娛樂産業研究機構藝恩數據統計,2016年至2018年10月,兩地合拍片共上映73部,年均票房空間約82億元,票房貢獻率達18%。2016年兩地合拍片總票房突破110億元,佔當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的27%,合拍片進入良性發展階段。

  文化融合提升國際影響力

  內地和香港電影合作在嘗試、摸索和磨合的過程中不斷前進,隨着中國電影日益融入世界電影大潮,合拍片所承載的中國文化元素越來越多地展現在世人眼前。

  兩地首部合拍功夫片《少林寺》就曾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一時間轟動東南亞乃至全球,在日本和韓國分別創下40億日元和51億韓元的票房紀錄。

  “香港電影在兩地合作中不斷得到給養,激發了活力和創新能力,獲得了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合拍片在類型上更加豐富,運作上更為成熟,並不斷呈現出許多新特點和新趨勢。”田啟文説,兩地電影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在國際文化格局中得以更廣泛地傳播。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徐小明表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建議為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港元,支援電影業發展項目。這對香港影人來説是莫大的鼓舞,期待兩地在影視合作方面取得更長遠發展,為改革開放文化領域貢獻新的力量,讓中國電影進一步走向國際。(記者 丁梓懿 洪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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