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中，香港不僅率先為內地引進資金、技術等“硬體”，更輸入現代化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管理經驗等“軟體”。這些來自香港的智慧，在改革開放各階段均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助力國家走向現代化。
“鮮活一課”為開放破冰
1983年2月6日，由香港商人霍英東投資的白天鵝賓館在廣州珠江之畔開門迎客，成為中國首家中外合資的酒店。
這家建築設計中西合璧、管理方式現代化的五星級酒店，着實讓當時的廣州人大開眼界：有廣州市民回憶，當年第一次走進白天鵝賓館，人們要小心翼翼，生怕光亮的地面讓腳底打滑。
比白天鵝賓館的富麗堂皇更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在那個住招待所還要憑介紹信的年代，這家以接待外賓標準設計運營的高檔酒店反而對社會開放，供公眾自由出入參觀。
霍英東提出“白天鵝賓館誰都可以進”的建議，意在讓更多人看到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果。的確，白天鵝賓館的成功運營，為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州乃至全國引進外資起到了“破冰”作用。
這一“破冰”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為投資者作了示範，帶動大批港資進入內地；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關於市場經濟的鮮活一課。
在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看來，幫助內地衝破僵化的計劃經濟思維，加快解放思想、走向開放，是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專業服務推體制改革
香港以財務、法律等專業服務著稱。早在40年前，香港不少專業人士就已邁開北上步伐，以他們掌握的專業知識技能助力改革開放。
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是其中之一。1978年，身為測量師的梁振英與香港一些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城市規劃師等一起來到深圳，為剛開始醞釀的深圳特區“傳經送寶”。在羅湖邊防站，工作人員為他填寫“回鄉介紹書”時還因沒聽説過“測量師”這一職業而填上了“工人”。
香港專業人士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幫助深圳完成第一批城市規劃圖，進而到珠三角其他城市甚至更遠的地方，為改革開放偉大工程“打工”。
借鑒了香港經驗的深圳在1980年成為國家首個經濟特區，被視為撬動體制改革的“支點”。此後，對外開放逐漸擴大到上海等更多沿海城市，推動這些城市的各項體制改革。
1988年7月，日本孫氏企業有限公司通過競標獲得上海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26號地塊50年使用權，標誌着上海成為改革開放後首個按照國際標準開展土地批租的城市。
這次成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試點背後，包含着香港地産、法律、金融、工商等業界專業人士的貢獻。上海市政府1986年成立土地批租領導小組，聘請了梁振英、簡福飴、劉紹鈞、羅康瑞等多名香港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在他們指導幫助下最終完成國際招標。
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成功經驗隨後在全國推廣，加快了城市建設改造和民生改善的步伐。
金融平台助國企改制
有了深圳和上海等地的成功經驗，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四梁八柱。其中，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重點之一。
自此，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香港則憑藉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為推動國企改制和走向現代化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93年7月15日上午，香港聯合交易所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現青島啤酒的H股代碼“0168”。這是國企首次在香港上市，開啟了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境外融資平台的新角色。
緊隨青島啤酒，大批“中字頭”企業開始試水H股。回顧這25年的歷程，諸多赴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管理者擁有共同體會：企業不僅募集到資金，還得到了管理規範化和資本運作的歷練。
方舟説，國企股份制改革過程中，香港金融市場不但發揮了融資渠道的作用，而且對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産生重要影響。
精細管理提供城市化借鑒
隨着改革開放持續推進，中國開啟了快速城市化進程，城鎮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鎮常住人口由1.7億增長到8.1億人，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57個。
香港作為高密度城市，在城市規劃、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擁有世界一流經驗，成為越來越多內地城市學習借鑒的對象。
最為典型的是香港公共交通系統的規劃設計。其理念是以軌道交通為骨幹，同時配合完善的接駁和步行系統。香港軌道運輸的成功管理經驗，已通過多種方式合作，滲透到北京、深圳等多個內地城市軌道運輸中。
方舟説，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內地一些城市的管理還較粗放，而香港在城市精細化管理方面的經驗，已經引起內地不少城市關注。
此外，內地近年涌現出一批自貿區，其中推行的行政審批和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不少也借鑒了香港作為全球知名自由港的經驗。（記者 郜婕 張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