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工業大廈裏，30余平方米工作室內，微暗燈光下，53歲的胡智楷將霓虹燈一曲一扭，這是他這個月少數幾個訂單之一。兩三年前，彌敦道中華書局的招牌也被拆除了，招牌上是他精心製作的霓虹燈。
霓虹燈招牌曾是「夜香港」的靈魂。夜幕降臨時，成千上萬霓虹燈亮起，各色燈光勾勒出香港街道和社區的形狀，整個城市燈火輝煌。
最後的霓虹燈手藝人
工作室左側擺放着一個立體人臉霓虹燈，通電之後便散發紅白光芒，這是胡智楷20多年前的作品，那時候他已經是一名霓虹燈手藝人。
胡智楷17歲開始學習製作霓虹燈，接觸這個「朝陽行業」。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霓虹燈行業迎來黃金發展期。「當年公司霓虹燈訂單很多，師傅們忙着趕制訂單，我就在一旁看着，半年後就學會了。」
霓虹燈是一根普通的玻璃管，在1000攝氏度高溫的火上烤軟後，能彎曲成各種形狀。將玻璃管抽成真空後注入不同稀有氣體，通電之後，閃爍幾下，便能散發彩色光芒。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娛樂圈群星閃耀，霓虹燈常出現在演唱會等場合。「我偶然見過梅艷芳，當時我去演唱會送霓虹燈。」行業興旺期，胡智楷有時一天工作20多個小時，甚至連續好幾個星期不回家。
「訂單多，工作強度大，每月收入約有四五萬港幣。」他説，彼時香港約有100多名霓虹燈手藝人，超過300間霓虹燈招牌製作公司。
「我們用了約5000根霓虹燈玻璃管，花了兩三個月為香港中銀大廈外墻製作三角形霓虹燈。」胡智楷回憶起昔日作品，難掩自豪。
然而，隨着發光二極管（LED）技術於20世紀90年代出現，霓虹燈行業逐漸式微。「LED燈節能、省電、亮度好，很多商家轉而選擇LED燈。」入行30餘年，胡智楷看着手藝人紛紛轉行，如今僅剩約七八名，最年輕的也有40多歲。
在特區政府政策推動下，舊式霓虹燈招牌慢慢在街道上消失。至2014年，香港約有12萬個外墻招牌接受屋宇署「違例招牌檢核計劃」，不合規範的舊式霓虹燈招牌被清拆。
「事物不可能永遠不變，霓虹燈逐漸成為室內裝飾品，但只要還有人需要，我就會堅持下去。」胡智楷表示。
霓虹光影指引「行街」方向
20世紀30年代，霓虹燈招牌製造技術引入香港。到50年代，香港經濟和工業發展正值起步階段，商品推銷需求龐大，霓虹燈招牌逐漸成為一種新型廣告方式。
「為了吸引顧客，五金店、理髮店、手工鞋店、小吃店的老闆們費盡心思製作霓虹燈招牌，甚至請書法家來題字。」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恒介紹，60年代百業興旺，霓虹燈招牌需求增加。
80年代，當胡智楷初入霓虹行業時，郭斯恒所生活的旺角花園街的一棟舊大廈裏，霓虹燈招牌指引着他回家的方向。
「兒時放學後需要自己回家，但我家大廈與附近舊樓外觀相似，我經常找不到回家的路。」郭斯恒説，後來，家人告訴他，回家的路上有霓虹燈招牌：先經過「明遠酒家」，接着看到「友聯粉面廠」，家就在制面廠樓上。
通過招牌尋找方向的「小技巧」，讓郭斯恒成為「行街高手」。「印象最深的是位於佐敦的『妙麗百貨』霓虹燈招牌，約有一至兩層樓高，外形猶如孔雀開屏，中間寫着「妙麗」二字，十分搶眼。」
4年前，郭斯恒走遍大街小巷，記錄正在消逝的霓虹燈招牌，寫下《霓虹黯色》一書。書中提到，香港街道複雜，很多人通過招牌辨認方向。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從港島西的上環到港島東的小西灣，十多公里的海岸邊，光是幾百平方米麵積的巨型霓虹燈招牌就有40多塊，中小型的霓虹燈招牌更難以計數。各種招牌展示着萬商雲集的香港特色。
街道到展覽室的遷徙
80余載春秋變換，霓虹燈行業經歷從鼎盛到式微。幸運的是，心思細膩的有心人開始收集被拆除的舊霓虹燈招牌，將它們從街道轉移到展覽室，賦予招牌二次生命。
香港建築師馮達煒、麥憬淮便是其中的有心人。今年3月，兩人共同設計「城街•招牌」展覽，展出歷時4年收集的6組舊招牌。近10平方米展覽室內，紅色燈光照射下，霓虹燈招牌散發着夢幻般的光芒。
麥憬淮的霓虹記憶來自祖母。「小時候祖母告訴我，她幼時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通過霓虹燈招牌認字。等到我出生後，祖母已經能讀報紙了。」在很多人眼中，霓虹燈招牌不僅是商業宣傳，也是城市記憶的一種寄託。
2015年，馮達煒和麥憬淮將一塊被拆除的當鋪霓虹燈招牌搬回辦公室，開啟了收集舊招牌之旅。
「我們會建議商家用其他方式將招牌保留在街上，例如將舊招牌的字體放在新招牌上，或者將舊招牌放入店舖櫥窗或室內。」2017年，馮達煒和麥憬淮開設「街招」臉譜賬號，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宣傳招牌文化。
「特區政府在評估拆除招牌時，也要考慮招牌背後蘊含的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特區政府可以資助部分舊招牌翻新，讓舊招牌重新出現在街道上。」馮達煒和麥憬淮表示。
香港導演王家衛在電影《花樣年華》中不時將鏡頭定格在霓虹燈下，構造了一個幽深夢幻的霓虹世界，仿佛令人置身昔日的「夜香港」。「霓虹燈是香港的視覺文化符號。」郭斯恒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