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歸，為內地和香港電影行業的進一步交流提供了現實基礎。而兩地電影行業真正的深度合作始於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CEPA）的簽訂。

　　其時，曾經如日中天的香港電影正陷入低迷，而內地電影的産業化改革則剛剛啟動。CEPA的簽訂，為兩地電影的共同發展和華語電影整體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引擎。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並對全球電影格局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而香港電影人參與了中國電影的巨大進步。

　　CEPA為兩地電影合作暢通渠道

　　“現在很多香港導演都會説普通話了”

　　2003年，寰亞集團推出了《無間道》系列的最後一部《終極無間》。電影於當年年底上映，在香港的票房超過3000萬港元，在內地，它的票房達3600萬元，名列當年全國電影票房第六位。

　　這是香港回歸後的第六年。這一年，內地電影總票房只有10.1億元，電影産業化改革正式啟動。也是這一年，CEPA正式簽訂。

　　“《無間道》系列被看作香港電影自上世紀90年代整體低迷以來的一次‘救市之作’，但實際上，真正讓香港電影找到復蘇新起點的，是CEPA的簽訂。”時任寰亞集團執行董事莊澄説。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曾經在整個亞洲電影格局中獨樹一幟，高度類型化、商業化、工業化的發展模式，為其在亞洲及全球華人市場中樹立了品牌，不斷涌現的創作人才和持續多年的創作活力，為其贏得了“東方好萊塢”的美譽。但進入90年代，香港電影市場和行業的繁榮開始減退，在金融危機與行業內部問題的雙重困境下，電影從業人員從80年代的2萬餘人下降到2003年的5000人以下。

　　2003年CEPA簽訂後，按照相關規定，香港電影不再受到當時內地每年20部進口分賬大片的配額限制，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可被視作內地電影進行宣傳和放映。2008年簽訂的CEPA補充協議進一步規定，香港與內地合作拍攝的電影享有國産片待遇，香港電影不再列入進口電影等。

　　過去，香港電影作為進口片，出品方在票房分賬中只能獲得票房15%左右的收入，而CEPA的規定意味着，香港電影在內地放映的數量將不再有上限，出品方的分賬比例提高到35%左右，這極大地刺激了香港電影行業的創作積極性。

　　“CEPA簽訂伊始，香港一些大電影公司收入的30%—40%都是從內地來的。那時候剛回歸沒幾年，很多香港導演的普通話講不好，對內地文化也不了解，”莊澄説，“後來情況慢慢變了，內地市場越來越火，很多兩地合拍片票房收入的70%以上都來自內地，還有網絡版權收入。所以現在，很多香港導演也懂得講普通話了，香港電影人與內地公司的合作方式越來越多元，為華語電影在世界的發展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2003年至今，內地與香港合拍影片數量不斷增加，從2003年全年26部增加至2016年全年43部。2013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達217.69億元，成為僅次於北美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當年國産片票房的前30名中，香港導演執導的影片佔了14部。其中，周星馳、郭子健執導的《西游降魔篇》創下了12億元票房紀錄。2016年，全國電影票房前十名中，《美人魚》《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湄公河行動》《澳門風雲3》《盜墓筆記》等5部均為內地與香港電影人合作的影片，《美人魚》更是以33.9億元再次刷新內地票房紀錄。

　　2017年上半年，《功夫瑜伽》《西游伏妖篇》《非凡任務》《拆彈專家》《春嬌救志明》《喜歡你》等兩地合拍片陸續上映。內地香港合拍電影已經成為國産電影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提升國産電影質量、培養電影人才、拓展電影市場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視野有多大，電影格局就有多大

　　“香港導演怎麼會接不了地氣？”

　　CEPA對香港電影行業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不僅香港電影在內地市場亮相多了、收益多了，更重要的是，香港電影人與內地合作的機會也更多了，方式更多元了。暢通的渠道使兩地電影行業的交流更加便利，反過來，作為內容産品的電影也進一步促進了兩地人民在生活和情感上的交融。

　　曾經，香港電影北上被視為香港回歸後一個重大文化現象。有人認為，大批知名電影人去往以北京為中心的內地發展，造成了香港電影人才流失；與此同時，由於香港和內地文化與生活習慣上的差別，香港的編劇和導演們並不能把握內地觀眾的審美需求，要麼想“接地氣”而不成，要麼一味迎合內地觀眾，最終兩頭不討好。但在今天的不少香港電影人看來，香港電影人在內地不“接地氣”已經成了一個偽命題。

　　製片人譚芷珊説：“電影關注的是人的情感，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人類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我們看美國的超級英雄會感到振奮，看伊朗的《小鞋子》也會為之感動，香港人拍內地的故事，為什麼就不行呢？”

　　現實是最好的例證。近幾年來，陳可辛導演的《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周星馳導演的《美人魚》《西游降魔篇》，甚至更年輕的導演彭浩翔執導的《春嬌救志明》，都受到了內地觀眾的喜愛。內地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認識，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警匪片、動作片上。

　　“我一直沒有把香港導演當成很另類的導演去看。我們到好萊塢拍戲，或者好萊塢的導演來亞洲拍戲，這都是常見的。一個導演不斷追求進步，他的空間也越來越大是正常的。”香港導演徐克説，“就好像你不會把內地導演分成上海導演、廣東導演、雲南導演一樣，重要的是要在電影産業裏找到更多好導演，拍更多好電影。”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香港導演執導主旋律影片的成功案例也越來越多，比如林超賢執導的《湄公河行動》、徐克執導的《智取威虎山》、麥兆輝執導的《非凡任務》，以及即將上映的《建軍大業》《紅海行動》等。對於香港電影人來説，內地更大的市場的確提供了更大的視野和更大的格局，更大的投資也在某種意義上給予了實現藝術的更多可能性。而用商業化、類型化、工業化的手法和敘事節奏來講好一個正能量的故事，恰恰是香港導演真正了解和融入內地文化後所擅長的。

　　導演麥兆輝是香港知名的警匪片導演，《無間道》系列、《竊聽風雲》系列等影片都出自他的導筒。今年4月1日，他執導的內地緝毒公安題材影片《非凡任務》上映，這也是他第一次拍攝內地公安題材的電影。“拍了《非凡任務》我才體會到，內地警察身上的家國情懷是香港警察沒有的。內地的公安常常會處理涉及國與國之間的案件，而香港警察是沒有機會處理類似案件的。視野有多大，就決定了電影格局有多大。”麥兆輝説。

　　把中國電影品牌打到世界上去

　　“香港電影要融入華語電影這個整體”

　　當然，也有見證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影迷感慨，真正的港片已經消失了。

　　那麼，真正的港片究竟是什麼？

　　莊澄認為，香港電影最核心的特質是“好看”。“七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常講的一句話是‘這樣好看嗎’，觀眾其實要看的就是好看的東西，並不是説有思想、有意義的東西就一定不好看，兩者是可以兼顧的。”

　　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土壤中的文化産品都會帶有特殊的文化個性，但這種個性需要經得起更大範圍的檢驗。在面對廣闊的內地市場時，周星馳、徐克、吳宇森、陳可辛等香港導演，都保持了自己的創作個性。

　　“香港電影應該定位為華語電影裏有香港特色的一個流派，要融入華語電影這個整體。香港作為極富特色的現代都市，其生活和人文都會成為其他地方的華人渴望了解的一部分。”香港電影發展局前主席馬逢國説。

　　內地與香港電影合作的空前繁榮，為內地電影帶來的最明顯變化，是商業類型片的崛起，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的電影市場和産業規模。“內地對商業類型片的認識基本是從香港來的。”譚芷珊認為，這也正是很多內地電影公司希望與香港編劇和導演合作的原因：“香港電影從一開始就是商業化的，這個理念已經內化到香港電影人的成長和傳承過程中，使得他們在面對任何題材的時候都會自發地從觀眾的角度去考慮，盡量把故事講得精彩。”

　　在合作與交流的過程中，通過兩地的生活交融與人才互通，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邊界已經逐漸模糊。在2003年CEPA簽訂之時，時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童剛曾表示，CEPA的意義就在於通過內地與香港電影的廣泛交流，同時帶動香港電影市場和內地電影市場的共同繁榮，帶動兩地電影人的共同提高，提高華語電影的整體水平，最終把中國電影品牌打到世界上去，産生更大的文化影響力。

　　今年，香港回歸20年，內地電影票房將有望突破500億元，這個數字將見證內地和香港電影人的共同努力。（記者 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