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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在參加香港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的發言

來源: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發佈時間: 2018-03-06

王志民主任發言。(圖片來源: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3月5日下午,香港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圖片來源: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實現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

(2018年3月5日)

王志民

 

  我完全贊同李克強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通篇貫穿黨的十九大精神,是一個體現新時代新征程、展現新氣象新作為的好報告,也是一個改革創新、求真務實、催人奮進的好報告。

  有三點比較突出的感受:一是報告具體生動地反映了五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成就,讓我們對十八大以來的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報告從政府工作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角度,全面回顧了過去五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的非凡歷程,用翔實數字和豐富事例生動詮釋了“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使我們對十八大以來國家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認識更為深刻、對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的感受更為強烈。

  二是報告通篇圍繞貫徹十九大精神這條主線展開,讓我們對以中國共産黨領導為最本質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啟新征程和改革開放40週年的大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對於動員全國人民把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凝聚到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上來,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各項目標任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生動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在黨的領導層“逢二逢七”換屆後,中央政府緊接著在“逢三逢八”換屆,包括國家發展五年規劃“逢一逢六”制定,這很生動地説明黨和國家事業整體戰略佈局和工作部署始終保持了連續性穩定性,做到“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幹”。在西方大國主要政黨幾年一輪打“拳擊賽”的時候,中國共産黨則始終在跑“接力賽”。這是“中國為什麼能”“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制度原因,充分彰顯了我國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三是報告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讓我們對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十九大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確定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充分體現出中央對香港工作的高度重視。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直接關於港澳部分的論述內容,與十九大精神一脈相承,同時通篇關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政策措施都和香港息息相關,都將給香港帶來巨大的機遇和紅利“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決策,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戰略方向。我們要從國家發展的大格局、大戰略、大願景中去思考把握香港現在和未來的角色和機遇,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政策取向和對2018年政府工作的具體建議中去深入思考推動香港在“融入”中實現更好發展的新路向、新動力、新空間、新紅利,去尋求解決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的辦法和路徑,實現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下面我圍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個重要戰略方向,結合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學習思考,與大家分享三點體會。

  一、新時代改革開放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時代機遇、戰略機遇

  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週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在改革開放的的歷史實踐中,“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已經成為改革開放所成就的“中國故事”的精彩篇章。習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曾深情地説“香港同胞一直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從未忘記。”同時,我在香港工作中也深深感到香港同胞也從未忘記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正如不久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所指出的,“香港既是改革開放的貢獻者,也是受益者”“祖國是香港的底氣所在、機遇所在”。

  回望改革開放40年乃至之前走過的更長的路,祖國內地始終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歷史機遇和堅強後盾。香港經濟經歷的“兩次轉型”“兩次危機”就是典型事例。比如,在以轉口貿易為主向工業化的第一次經濟轉型中,大量移民、資金和技術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內地流入香港,香港發展起紡織、成衣、電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産業。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內地克服自身困難,通過“三趟快車”向香港輸送了大量優質農副産品等,通過東深引水工程解決了香港嚴重缺少淡水問題,保障了香港社會穩定和工業起飛,推動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在由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第二次經濟轉型中,香港通過祖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機遇,順勢而為,製造業紛紛遷入內地,利用內地的低成本提高香港工業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到90年代中期,香港有80%以上的製造業轉移到內地。製造業北移留出巨大空間,帶動了香港服務業的全面發展,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成功實現第二次轉型。又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絡匯率制度”,成功擊退“國際大鱷”。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推出金融合作、經濟合作、基礎設施等7個方面14項措施,提振信心、紓解民困、振興經濟。正是因為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香港經受住了這兩次金融危機的考驗,保持了繁榮穩定,近幾年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下,基本實現全民就業,1997年至2016年GDP年均實際增長3.2%,去年更達到3.8%,位居發達經濟體前列。

  同樣,回望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走過的路,香港也發揮了獨特作用,為祖國內地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突出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發揮了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作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曾專門就香港等“亞洲四小龍”迅速發展的經驗進行認真研究;1979年4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同志率先向中央提出,在鄰近港澳的深圳、珠海等地興辦出口加工區,得到鄧小平同志的首肯,為改革開放打開了第一扇窗口。同年底,習仲勳同志還率團到港考察,探訪九龍長沙灣批發市場、葵涌貨櫃碼頭、地鐵控制中心和金融企業等,借鑒思考廣東的改革開放與發展。二是發揮了市場經濟的橋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一大批愛國社團、商會、協會通過多種方式為內地培訓了大批市場經濟專業人才,粵港“前店後廠”的産業轉移和經濟發展合作模式,為珠三角為內地參與全球化工業化和市場化開闢了新渠道,助力廣東始終走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前列,併為其他地區改革開放提供了有益借鑒。三是發揮了“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樞紐作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同胞懷著赤誠的愛國之心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到內地投資建廠,創造了許多第一,不僅為內地許多地方的經濟恢復發展注入了境外“第一桶金”,還發揮出巨大的示範效應,帶動海外投資紛至沓來。中央各部委和內地各省市也紛紛在港設立窗口公司,在吸收海外資本進入內地支持經濟建設,推動內地進出口貿易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9月底,內地累計批准港資項目約41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1萬億美元,港資佔內地累計吸收外資總額的52.6%,內地對港投資佔對外投資存量的52.5%。四是發揮了金融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作用。香港在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內地銀行體系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均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率先開展人民幣國際化業務,形成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五是發揮了社會發展的持續助力作用。內地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規劃、市政建設、城市管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公務員培訓和社會服務等方面,都借鑒和學習了很多香港經驗;廣大香港同胞還熱心支持內地教科文衛等事業發展,作出許多貢獻。今天,香港已成為內地最大外資來源地、最大境外融資平臺,是內地對外投資的首要目的地,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巨大市場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和根本保障,香港良好的經濟基礎和高效的運行模式仍能在國家發展中發揮獨特作用並促進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展望未來,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開放要再擴大。”香港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中,特別是在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治理現代化以及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中都可以繼續發揮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比如,香港可以為國家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提供優質要素支持。如果説內地以前的高速發展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讓國家和人民“富起來”,那麼高質量發展將從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發,帶動國家“強起來”、人民生活“好起來”,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轉變。在國家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增長階段的情況下,必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就迫切需要優質的商品、技術、服務、人才、信息等要素來進一步改善供給質量。在這一點上,香港完全有條件扮演優質要素提供者的角色。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和第七大貿易實體,國際聯絡廣泛,資訊發達通暢,跨國公司雲集,截至2017年6月香港共設有3752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這種區域金融、交通、貿易、通訊樞紐和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地位,以及香港獨特的制度優勢、人脈優勢、網絡優勢,賦予了香港強大的國際優質資源配置能力。此外,香港還可以發揮自身科技成果轉讓和商業化方面的經驗優勢,引進國際重要科技成果和技術,還可以扮演內地吸納國際尖端人才的蓄水池角色,打造“全球優秀人才聚居地”。這些優質要素的輸入,有助於內地建設製造強國、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發展現代服務業等,對於內地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又比如,現代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課題,香港作為發達城市經濟體可為內地城市發展和治理提供經驗借鑒。香港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發達城市前列,但社會運行井然有序,在城市建設和管理上,給市民帶來的“人的舒適度”很高。在城市交通方面,香港通過抑制私家車數量、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重點發展城市鐵路、完善路網佈局、興建高架立交橋、劃定單向行駛區域等綜合配套措施,大力改善城市交通體系,很好解決了人流、車流的順暢問題;在城市災害應對方面,特區政府具有規範的應急應對機制和公眾指引。今年2月10日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管治團隊及時有效展開應對處置工作,得到了習總書記的充分肯定。多年來,內地一些大城市已經在借鑒學習香港經驗方面先行先試。比如,北京、深圳、杭州先後引入港鐵來提升城市交通的運營水平和效率,收到了預期效果。未來,這些經驗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和推廣,內地城市完全可以通過引進香港城市管理的相關人才和服務,全面學習香港城市管理以人為本、依法管理、全民參與的理念,以及規範化、制度化和精細化管理等特點。今年我們中聯辦網站開設了員工實名專欄,為香港市民更好了解國家、了解中聯辦搭建了窗口。其中開欄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同事就給香港點了一個大大的讚,講述了港鐵公司在北京管理運營地鐵線路,受到內地民眾普遍歡迎的故事。生動的小故事,折射出“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相結合的“大空間、大格局”。

  再比如,香港作為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戰略支點,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這幾年,“一帶一路”建設正逐步從理念轉變為行動,從倡議轉變為戰略,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已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的良好局面。香港國際聯絡廣泛,在參與全球開放競爭中積累了良好的商業信譽、國際商業網絡和全球人脈資源,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節點和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臺。以香港貿發局2013—2015年間的一項調查為例,高達65%的珠三角受訪企業、56%的長三角企業以及60%的環渤海企業都認為香港是“走出去”的首選服務平臺。這説明,只要香港保持自身的繁榮穩定,不被“政治霧霾”遮蔽,讓13億國人感受到香港的親切感和正能量,就一定能夠坐擁無限商機。香港貿發局和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的問卷調查顯示,97%的香港企業都希望發掘“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利用自身國際化運營經驗和商貿網絡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中央積極支持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區政府也十分重視“一帶一路”建設給香港發展所帶來的重大機遇。就在上個月,香港特區政府聯同“一帶一路”總商會在北京舉辦了“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林鄭月娥特首在致辭中指出,香港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將重點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包括做好特區政府與中央相關部委的聯席會議制度、特區政府與內地和香港企業的對接工作、項目支援工作、推動民心相通工作等。這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在搶抓“一帶一路”機遇方面的積極作為,同時也響應了市場的需求和呼聲。香港完全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對香港金融、法律、專業服務、商業網絡、人才等産生新的龐大需求的重要契機,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進一步夯實競爭優勢,香港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拼船出海”方式參與到央企、國企承擔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揚帆出海,拓展市場空間,獲得更多發展機遇。

  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戰略支撐和重要平臺

  習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政府和港澳兩個特區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在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強調指出,要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這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明了戰略方向和路徑。從去年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將“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進展非常迅速,充分體現和貫徹了習總書記的上述重要講話精神,必將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整合空間、經濟、産業概念的“升級版”區域協調合作,最大的特點就是開放,不只是限于經濟領域,還涵蓋科、教、文、體、衛等各個領域,是中央從國家治理的全局高度支持港澳與廣東這塊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相融合,實現共建共享共贏的重大決策部署。去年,由廣東省有關部門共同發起組建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發佈的研究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呈現發展空間大、發展速度快的特徵,在面積、人口、GDP規模上已可與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等量齊觀,且2016年經濟增速分別是上述三大灣區的2.26倍、2.19倍、2.93倍,是四大灣區中最有發展潛力的灣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香港的發展將不再局限于自身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灣區6600萬人口也將成為一個整體市場。“灣區經濟”內在聚合力所産生的規模效應和乘數效應,將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到那時,大灣區不僅會成為香港企業家創新創業的沃土熱土,也會成為廣大香港同胞尤其是青年朋友盡展其才、安居樂業的共同家園。

  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中央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佈局反應非常迅速,並熱情積極參與。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即提出將積極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並將“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更名為“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專責與內地及澳門有關方面對接。這次“兩會”之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還專門與在座各位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座談交流,鼓勵大家在國家最高議事殿堂為大灣區建設“再添一把火”。譚耀宗、葉國謙、陳勇等代表民建聯向大會提交的提案,也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面著墨最多,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

  誠然,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不同法域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殊條件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可能會面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但我們常講“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我們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就不僅能夠一一化解障礙和困難,而且將開闢出世界級灣區的新境界。首先,因為粵港澳三地同屬“一國”,在中央的強有力統籌領導下,我們完全可以充分發揮內地的最大政治優勢制度優勢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做到統籌考慮、通盤設計,並能有效達成共識,突破壁壘,避免出現重復建設、同質競爭的現象,以有效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締造多贏共榮。同時,因為粵港澳三地分屬“兩制”,各具特色優勢,可以通過有序分工、互惠互利實現資源共享和錯位發展,從而形成一個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的灣區經濟社會發展共同體和安居樂業的共同家園。從這個意義上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將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嶄新實踐和精彩演繹。

  最近一段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取得可喜進展。香港同胞在大灣區學習、就業、生活的國民待遇問題得到逐步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編制完成,很快出台實施。作為大灣區重要的持份者,廣東省已梳理形成了推進大灣區建設100項先導合作事項平臺和項目並在積極推進,年初召開的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又提出要創新通關模式、促進人才流動、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這三條聯絡香港與內地的大動脈,也將在今年陸續落成。高鐵能讓香港市民在50分鐘內抵達廣州,港珠澳大橋可將機場到珠海的交通時間縮短至45分鐘,未來香港與內地的聯絡將更加順暢通達,大灣區1小時優質生活圈也將變為現實。這些舉措必定能為香港分享國家巨大發展機遇和紅利創造更大空間,帶來更強動力,提供更大支持。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還可以聯合大灣區其他城市在更多領域開展合作。已經有很多社會人士提出了相關建議。比如,可以共同推動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創新共同基金”,把香港高校科研人才優勢、資本對創新的撬動作用和珠三角成熟完備的産業鏈相融合,提供包括資金、場地、導師等資源在內的創業一站式服務,孵化一批科創項目,以項目帶動大灣區特別是香港青年就業創業。再比如,可以利用港珠澳大橋通車的契機,大力發展香港端的“橋頭經濟”。在這方面,世界上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連接丹麥哥本哈根和瑞典馬爾默的厄勒海峽大橋于2000年竣工後,“厄勒地區”就迅速發展成為歐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來自歐洲的大量高科技項目投資。中聯辦將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爭取在港設立“中科院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研究院”,這必將大大助力香港創科産業發展。又比如,香港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和自身土地資源緊張的突出矛盾,可探索在大灣區規劃框架下,協同廣東省發展區域內的康養産業,為包括香港在內的11個城市的老年人提供康養服務。等等。這項工作做好了也能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借鑒。可以預見,在包括在座各位代表在內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和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粵港澳大灣區將為新時代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最佳著力點,為香港創造新價值、拓展新空間帶來宏大機遇和紅利。

  三、建設創新型國家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創建“新優勢、新中心”提供了不竭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精闢指出,“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和戰略舉措。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引領下,國家的創科發展如火如荼。北京、深圳、杭州已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科技中心,並孕育出阿裏巴巴、騰訊、華為、百度、大疆等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科技企業。以北京為例,截至2017年,北京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已達到2萬餘家,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全年總收入預計將超過2.2萬億,相當於香港去年全年的GDP總量,“獨角獸企業”更是高達60余家,僅次於矽谷,位居全球第二。而在毗鄰香港的深圳,平均每天就有46件發明專利誕生,平均每63人擁有一家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佔GDP比例多年保持在4%以上,研發強度媲美以色列、韓國等全球一流創新型經濟體,被譽為“創新之都”。可以説,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就是最重要的引擎。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科技創新由跟跑為主轉向更多領域並跑、領跑,成為全球矚目的創新創業熱土”“一定能跑出中國創新‘加速度’”,我們可以從中更深刻感受感悟到,這將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嶄新的時代機遇。香港在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同時,可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全球領先的供應鏈體系,依託國家和“一帶一路”廣闊市場,充分發揮獨特優勢,構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國際數據中心、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中心,使香港成為東西方創新型經濟交流合作的樞紐。

  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優勢非常突出,匯聚了諸多領域的國際頂尖科研人才,在特色領域重大科技創新上有很強的實力和巨大的潛力。香港5所大學躋身全球100強,擁有43位中國兩院院士,在整個華南地區處於領先地位。因為有良好的科研環境和平臺以及大量的國際頂尖人才,香港在不少科研領域都站到了世界前列。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納米光催化技術、科技大學的大腦神經信息傳遞及蛋白質分子功能研究、理工大學的光纖和超聲導波傳感技術。不久前,全球頂尖醫療雜誌《新英倫醫學雜誌》評選的2017年度10篇對全球醫療界最具影響力的“最矚目研究文章”中有兩篇出自香港,也凸顯出香港高校在基礎科研方面的雄厚實力。據統計,目前香港6所高校共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16家,香港3所高校、香港應用技術研究院設立了6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2016年香港學者參與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立項61項84人次,科技大學唐本忠教授領軍的科研團隊更憑藉“聚集誘導發光”項目榮獲2017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這一連串數字,都充分反映出香港在國家創新科技發展中的深度參與和重要作用,我們有理由對香港創科的未來充滿信心。同時,毗鄰香港的廣東具有全球最強大的供應鏈體系,創業者從創意産生到産品推出的速度比矽谷要快5到10倍,而成本不到其1/5,這是香港創科産業發展的豐厚土壤。粵港深度合作,將可通過“産業鏈-資金鏈-創新鏈”的跨境協調整合,打造“香港-深圳-東莞-廣州”創新走廊,使香港世界一流的科技研發成果迅速轉化成産品、推向市場,孵化出一大批高成長性的創科企業,並在大灣區創科産業價值鏈中佔據上遊。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成後,可提供多達120萬平方米的運營面積,預計建成後每年能為香港經濟貢獻産值570億元,提供5萬個優質就業職位,將成為大灣區乃至全球創新中心。

  自2015年成立創科局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對創科産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積極描繪出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藍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親自領導高層次、跨部門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並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將創新科技作為施政的優先範疇,循研發資源、匯聚人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檢視法例、開放數據、政府採購和科普教育等八大方面加強創科發展,制定了在本屆政府五年任期內將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例由0.73%倍升至1.5%,啟動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為大學額外預留不少於100億港元研究基金等詳細目標和規劃。2月28日剛剛公佈的新一屆特區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投放創科發展超過500億港元。這些必將給香港的創科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又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數據中心。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是網絡時代的重要生産資料,已成為各國基礎性戰略資源。當前,各國都高度重視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管控措施,因而産生了數據流通壁壘。在保證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尋找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普遍認可的數據匯聚地,建設國際數據中心暨全球數字空間核心樞紐,促進全球數據匯聚和流通,已成為國際互聯網治理的熱點問題。香港通信基礎設施競爭力連續多年排名全球第一,互聯網聯線速度、數據中心安全指數均居世界前列。現連接17個陸上光纜和9個海底光纜,數據通信流量帶寬52Tbps,在未來幾年將擴充到220Tbps,亞洲地區236家國際網絡機構以及大型網站與香港互聯網交換網絡(HKIX)連線。香港個人私隱安全指數全球排名第四,並已將全球50個國家和地區列入香港數據出境“白名單”。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是中國與世界各國都信賴的經濟要素匯聚地和貿易樞紐。面對全球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充分考慮香港隱私和數據安全保護的良好制度環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數據中心。支持香港列入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數據輸出“白名單”,從而使香港成為國際大數據的匯聚、存儲、交易和開發中心。這將使香港如國際主航道上的交通樞紐一樣,成為未來國際數據大流動、大開發的樞紐,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再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中心。開始於上個世紀下半段的第二次全球化,其主要特徵是貿易全球化。而近年來開始興起的第三次全球化,其主要特徵是經濟要素配置全球化,資本、技術、信息、人才、服務全球流動、匯聚,形成産品和服務後再向全球消費者供應。經濟要素配置全球化,必然導致價值分配全球化。香港金融市場成熟,金融産品豐富,監管制度健全,配套服務完善,整體競爭力很強。回歸20年來,香港資本市場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很大提升。未來20年香港將從內地融資中心,轉化為三個新中心,即內地的全球財富管理中心、領先的離岸風險管理中心、內地的全球資産定價中心。香港的角色將從為內地吸引資金,到為內地配置資産。在服務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促進國家深度參與和主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香港將發展成為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中心。

  對香港如何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大發展,中央始終念茲在茲。從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一到香港機場就説“香港發展一直牽動著我的心”,到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再到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説,中南海始終牽掛香港發展、始終直通香港同胞,中南海不僅始終引領我們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必將引領我們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相信,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明天,在“厲害了我們黨、厲害了我的國”的大勢下,必將成就“厲害了我們大灣區、厲害了我們香港”,香港必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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