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再認識

    〔摘要〕本文對近年來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進行反思,通過深入的考察和辨析,認為“國民性”虛構與否是隱含在大量討論中最尖銳的問題,亟待加強研究;劉禾的質疑雖然偏頗,但在推動魯迅國民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價值,應予肯定和重視;今後可從“國民性”概念、西方國民性思想發展脈絡以及魯迅國民性思想評價問題這三方面著手,繼續推動這項研究。

  〔關鍵詞〕魯迅;國民性;討論〔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5)

    

    “國民性”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自1993年劉禾女士向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提出質疑並引發激烈論爭以來,這一話題重新被提起,受到學術界熱烈而持久的討論,並且涌現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然而,也帶來了諸多困擾,其中很多問題非但沒有清晰起來,反而變得更加的複雜,甚至是混亂,難以達成普遍的共識。對此,以往研究者進行了一些反思,但基本上還停留在整理與歸納的層面,而缺少深入的辨析和評價。鋻於此,本文試圖在以往反思工作的基礎上,對這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進行再認識,力求找出造成如此困擾的“要害”所在,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

    一、要害:“國民性”虛構與否

  本文所謂的“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範疇,不僅指由劉禾的文章《一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國民性話語質疑》(1993年)〔1〕所引發的,與汪衛東為代表的魯迅研究界之間的關於魯迅國民性問題的討論,還包括此後與此論題相關的所有研究成果。因而,事實上,此題目也可作“近年來魯迅國民性思想研究再認識”來理解,至於本文之將其中的“研究”換作“討論”二字,目的是為了突出其中所隱含的論爭意味及其價值

    不過,其實即便如此擴大考察的範圍,目前可查到的對於這項討論的專門性反思文章仍少之又少,僅見於幾篇綜述類文章和博士論文的緒論部分而已。據筆者有限的蒐集,僅查到張蔚的論文《後殖民批評與世紀之交的“國民性”討論》(2007年)〔2〕、孫強的博士論文《晚清至五四的國民性話語》中的緒論部分(2008年)〔3〕、閆潤魚、陸央雲的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述評》(2009年)〔4〕、以及俞祖華、王靜靜的論文《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研究綜述》(2010年)〔5〕,至於諸如譚德晶的《魯迅小説與國民性問題探索》(2004年)〔6〕與袁洪亮的《人的現代化——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2005年)〔7〕這類以“國民性”為題名的專著,對這方面的內容卻研究很少。如此,僅從這個數量上看,就會發現我們的反思工作的確做的很少。

    從內容上來看,也不甚理想,這些文章的總體特點是重於整理與歸納,疏于分析和評價。這四篇中有兩篇完全是概述,而沒有任何的評析。一篇指的是俞祖華、王靜靜的論文,此文從“國民性”概念的界定、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淵源、分期、前後是否一貫、對國民性種種弱點的解剖、對國民性病源的探析、國民性典型形象、評價問題、現實意義及研究出路共九個方面,對這項討論進行了分類梳理,未予任何的評析和判斷;另一篇則指是孫強博士論文的緒論部分,這段文字也只是歸納出三個熱點問題:一、關於國民性理論和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論爭;二、關於魯迅國民性思想形成的淵源的探討;三、關於國民性病根的討論,而沒有就論爭各方的觀點表態。餘下兩篇雖然文章主體部分仍然是概述,但難得的是在文末出現了少許的評價。閆潤魚、陸央雲的文章顯然不是專門針對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而撰寫的,而屬於思想史研究範疇,所以他們的評價與展望框架都比較大,基本沒有多少與這場討論相關的闡述。相比之下,張蔚的文章從題目看更具有鮮明的反思性,但很可惜裏面的論述卻與反思相去甚遠,基本上是對各方討論成果的復述以及對劉禾簡單反駁,因此價值不大。

    此外,從這四篇文章中,還能發現一個不小的疏漏,就是對討論中最激烈的雙方的概述嚴重失衡,總是正方多,反方少。這就很容易給讀者以錯覺,仿佛只有劉禾、馮驥才等極少數人質疑過魯迅的國民性思想,而且已被有力地駁倒了。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一方面,受劉禾啟發進而質疑甚至否定魯迅國民性思想的文章實在不少,而且其中有些文章的犀利程度還不比劉文差,甚至是更激烈。比如,周寧的《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話語的西方話語譜係》(2003年)一文就不僅僅滿足於劉禾所使用的西方種族主義理論,而是試圖將其擴大到西方整個現代性話語中,梳理出一個能夠證明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思想家,落入西方陷阱的理論譜係。正如其在文末所指出的:“中國早期現代思想家不僅在國民性改造前提上認同西方現代性話語,假設民族性格是決定民族歷史命運的基本因素。而且,關於國民性特徵的討論,也在西方話語中進行,這套話語在杜赫德、孟德斯鳩的文本中始建,到黑格爾、明恩溥完成。描述這一‘知識譜係’,可以揭示現代性理念中潛在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文化邏輯。”〔8〕此外,還有劉曉南的《“國民性”:一個假想敵》(2008年)〔9〕與賀仲明《國民性批判:一個文化的謊言》(2009年)〔10],都是不容忽視的反方文章。

    另一方面,從後續的討論情況來看,劉禾的質疑至今不僅未得到有力的反駁,相反倒是與她觀點趨近的文章或言論越來越多。比如,摩羅在2011年短短一年間就出版了三部旨在質疑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編著,即《人性的復蘇:國民性批判的起源與反思》〔11〕《月亮的寒光:魯迅國民性批判文選》〔12〕以及《中國的疼痛:國民性批判與文化政治困境》〔13〕,可見這項討論仍在激烈的延續。再如,2012年鄧招華在《魯迅研究月刊》上發表的《風景的發現:國民性話語再思考——以魯迅為中心》一文也能夠説明這一現象。鄧文表面上雖然沒有否定魯迅,但事實上卻運用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風景”理論,認同了劉禾所謂“國民性”是神話的論斷。〔14〕再如,楊震在其論文《詩意抹殺理性——反思魯迅國民性思想》(2013年)中認為:魯迅的“國民性”思想對“變革主體”的建構因缺乏先驗意義上的穿越,與理性和客觀性隔膜而最終導致失敗,其後果構成了現當代中國人文思想的一項重要非理性和反理性資源,因而大力呼籲建立起從理性立場認知現代社會的基礎和傳統,以避免重蹈魯迅的覆轍〔15〕。另如,熊培元在2014年1月12鳳凰網舉辦讀書會上反感地説到:“我是打心底不認同‘國民性’這個詞”;“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變動的觀念。”〔16〕

    從以上這個疏漏來看,以往的反思其實都未能抓住隱含大量討論中的最為尖銳的問題,也就是劉禾所質疑的“國民性”虛構與否的問題。這是近年來有關國民性研究中的最難解答的問題,是所有討論中最困擾研究者的“要害”所在。試想如果“國民性”一旦被論證為虛構,那麼整個國民性思想大廈就會坍塌,而魯迅這方面的思想以及以此來改良人生的文學世界豈不失去價值與意義,甚至淪為笑柄。可見,問題的尖銳性和嚴重性。然而,這個問題不僅沒有引起魯研界足夠重視,從事思想史的研究者們也沒有給予多少關注。這從袁洪亮的專著《人的現代化——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7〕、田廣文的博士論文《群與己的嬗變》(2005)〔17〕,以及閆潤魚、陸央雲的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述評〔4〕都可以看出這種傾向。袁著和田文對劉禾只字未提;閆文雖然注意到了劉禾所引發的論爭,卻將其歸類到關於改造國民性思潮興起的歷史機制方面的研究,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挑戰“國民性”本質之有無的重要問題。因此,目前十分有必要加強對這方面的論爭的重視,進行一番重新的審視。

    二、重審:偏頗中的價值

  當年,劉禾與魯研界的交鋒異常激烈。先來看劉禾的文章。其質疑的要點有二:一是認為魯迅國民性思想理論源於西方傳教士的種族主義歧視;二是認為“國民性”非本質的存在;所運用的理論是後殖民主義理論;結論是魯迅所謂“國民性”思想不僅是虛構的,而且還落入了西方種族主義話語圈套。總結起來,從表面上看她提出的是兩個問題,即一個是魯迅國民性思想的理論淵源;二是“國民性”是否虛構,而實際上鋒芒真正的所向卻是“國民性”的本質存在這一個問題,而“探源”研究只是其論證的一個通道而已。眾所週知,魯迅思想的淵源非常駁雜,其生成的歷史語境又異常複雜,因而僅以種族主義這一種理論來解釋,顯然過於簡化,因此這一點很較容易被對方駁倒;但“國民性”是否虛構這個問題卻是迥然不同,這是一個以往研究中從未涉及的問題,而且這個概念本身又非常寬泛、複雜,難以界定,使研究者們感到大為困惑,無從解釋

    再看反駁的文章。比如,楊曾憲在《質疑“國民性神話”理論——兼評劉禾對魯迅形象的扭曲》一文指出:“劉禾筆下涉及到兩個國民性‘話語’概念,一個是從屬於種族主義國家理論的國民性話語,一個是一般的國民性話語或國民性概念。前者是殖民主義的霸權話語,是一種有特定價值內涵的話語系統,而一般的國民性話語系統或概念與種族主義理論並沒有必然關聯,而只是一種對事實進行概括的描述性話語。劉禾的批判,卻完全將這兩種話語系統混淆了”〔18〕。顯然,這種用簡單的歸類法來反駁的邏輯,説服力不強。又如,王學鈞在《劉禾“國民性神話”論的指謂錯置》一文中指出:劉禾對國民性的論述“至少存在著一個根本性錯誤,即‘國民性神話’的指謂錯置。它直接將西方殖民主義‘建構’的‘國民性神話’指稱為中國新文化的國民性話語,這就好比先給中國近代思想貼上西方殖民主義‘想象’的畫像,然後予以揭發,這就是中國近代思想自己的‘集體想象’”〔19〕。可見,同楊文的邏輯類似,王文也無法有力地駁斥劉禾的質疑。再如,汪衛東、張鑫在《國民性:作為被“拿來”的歷史性觀念———答竹潛民先生兼與劉禾女士商榷》一文中認為:劉禾女士“為了自身理論的有效性而簡化或曲解了作為歷史性概念和個人性概念的魯迅‘國民性’思想的複雜性和具體性,因而其質疑並不符合魯迅的思想實際”;“她看到的只是國民性話語背後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霸權,卻並未顧及國民性話語作為歷史範疇,曾是19、20世紀弱小民族反抗壓迫、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民族國家理論的重要內涵及其歷史作用”〔20〕。在前一句中,作者將魯迅的國民性思想看作是個人性概念,這種觀點明顯有誤;而在後一句中,他結合歷史語境來進行概念內涵上的區分,這是很有見地的。不過,總體上看仍不具備徹底駁倒對方的力度。

    相比之下,更具説服力的文章則是陶東風的《國民性的神話》(2006年)。此文對劉禾進行了激烈地反駁,認為劉文的理論困境在於:“在運用後殖民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理論來批判‘國民性’話語的本質主義時,自己也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本質主義”;“後殖民理論的真正重要性就在於它的引入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近代以來的思想史,尤其是啟蒙主義與傳統文化批判的重新思考。它使得近現代以來思想文化界的幾個老話題借機被重寫了一遍”〔21〕。可見,陶文不僅揭示了劉禾所持的後殖民主義的致命弱點,而且還肯定了借助此種理論對於活躍學術思維,重新認識思想史的價值,因而不失為一篇難得的佳作。然而,此文的問題也十分明顯,主觀情感介入太多,這是不應當的。

    經過以上簡要的分析,可得出結論:劉禾的質疑確有偏頗,但並非聳人聽聞,所提的問題非常值得思考;反駁的文章言辭雖然尖刻,但反駁的力度不足,即使有些道理,卻不足以駁倒對方。

    此外,還不難發現學術界對劉文的偏頗關注有餘,但對其中價值卻認識不足。其實,劉文最重要貢獻在於真正推動了魯迅國民性思想乃至整個魯迅研究。它促使我們打破思維的慣性,比以往更加地注重對相關“概念”和“話語”的研究和考證,更加重視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細細考察每一論題的歷史語境,因此學問也便因之而變得更為紮實。事實上,近兩年魯迅研究領域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多少與此有關。比如,李冬木的兩篇考據文章《“國民性”一詞在中國》(2013)〔22〕、《“國民性”一詞在日本》(2013)〔22〕,董炳月的《“國民”的想象與文學的表象》(2012年)〔23〕,就是在此促動下,在魯迅國民性思想淵源方面貢獻的紮實之作。他們的結論在揭示了歷史的真相的同時,使我們對魯迅認識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三、推進研究的三種思路

  “國民性”到底是不是虛構的?要解答這個問題任重而道遠。不過,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就已頗具啟發性,給了我們很多的研究思路,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民性”概念研究。概念可分為兩種,一類是本質意義上的,一類是功能意義上的。魯迅的“國民性”概念究竟屬於哪類,這是首先需要論證清楚的。另外,目前對國民性認識存在泛化的傾向,將許多相似的話題都歸到這裡,比如有論者將沈從文的某些觀點也視為國民性問題,這樣做是否合理?魯迅雖然不曾對“國民性”做出界定,但從他的著述中可見,他對國民性不同時期,不同語境有著自己具體的認識,不可將之泛化和抽象化。這需要進一步的甄別和梳理,甚至進行量化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紮實的結論。

    第二,西方國民性思想發展脈絡研究。目前經李冬木、董炳月兩位學者的考證,魯迅國民性思想的日本源頭、清末至五四的發生脈絡已經基本清楚了,但對西方國民性思想的生成、發展以及輸出的歷史尚不了解,因此無法評説劉禾所認定的它是種族主義的産物的這一觀點的正確與否。如果確如她所言,魯迅談國民性是中了圈套,那麼西方人也在談論國民性,他們又是中了誰的圈套呢?這些問題都亟待展開研究

    第三,國民性思想的評價問題。劉禾的質疑,其實就是談魯迅國民性思想的局限。只是跟以往角度不同,不再糾纏于“唯心史觀”的問題上,而是企圖徹底將其顛覆掉。顯然,在“國民性”之虛構與否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有力的論證之前,這種理解實在過於偏激。相比之下,對魯迅國民性思想的“不可操作性”這一局限,倒是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如林毓生在《“國民性”論述的深刻性、困境與實際後果》〔25〕一文認為魯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實踐。那麼,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果真如此,對現實來説毫無意義,甚至有害麼?對此應如何理解?事實上,從魯迅所處的時代來看,他的國民性思想確實在民族反省,促人覺醒,瓦解封建思想,構建現代思想發揮著重要的實際作用。而這又將如何解釋?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國民性的改造的思路本身並無問題,也具有操作性,但它的作用卻是長遠的,不是立竿見影的,而現實問題卻又總是那麼緊迫,因而應將之置於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互動中加以實踐,才能共同促進社會的進步。

    綜上所述,經過反思,二十多年來有關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與其説給帶來的是更多的困惑,不如説帶來的是勃勃生機和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魯迅當年所批判的我們民族的痼疾仍然存在著,因此魯迅國民性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為研究者我們有責任繼續深化這項研究,為解決目前我們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危機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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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林毓生.“國民性”論述的深刻性、困境與實際後果〔J].揚子江評論,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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